從未有人會選擇患上癌癥，但是卻有人選擇從事醫治癌癥。
診斷的過程可能會充滿恐懼和沮喪，帶來不確定性和疼痛。但是對于所有接受治療的病人，一個支持性的衛生保健團隊可以使情況有所不同。
為了紀念乳腺癌宣傳月，我們找到了11個把一生奉獻給乳腺癌研究和治療，并支持著那些病人的人，請他們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給赫芬頓郵報。下面，就是他們選擇這事業的原因。
在我第一次乳房X光檢測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后，我已經當了18年重癥監護室護士了。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所磨練出來的技能——研究，解決問題，為算不上預科的病癥做準備，重復這些事情——我試著接受和應對這種新的診斷。盡管擁有健康的生活習慣，也沒有家族病史和危險因素，我也突然離開了世界保健提供者的行列進入了“癌癥病人的世界”。我想知道如果我能生存下來，會是怎樣的。我會再次感受到這個世界的吸引力嗎?或者是我希望感覺正常嗎?我所看到的乳腺癌的幸存者似乎都比我年長——都是奶奶級別的，沒有一個是在幼兒園帶小孩的母親。我悲傷的發現他們中的許多都穿著矯形鞋。
而現在，將近9年后，我驚奇的發現所有年齡段的乳腺癌患者，我的特權就是在約翰普金森大學和最年輕的乳腺癌患者一起工作。這是很艱難的日子，工作傷透了我的心，為所有的人。但是有更多的日子，我感到精力充沛，被那些勇敢，有趣，聰明的女性所激勵著。但是我最喜歡的是與新的病人會見，看到她們眼中那熟悉的恐懼，并回答她們的問題。是的，作為一個年輕的女人，我也患有乳腺癌。已經化療了將近9年的時間了。我們將帶著你走到這個世界的另一端，所以，你需要一雙嶄新的鞋子。
-貝絲·湯普森，護士教育工作者，也是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年輕女性乳腺癌中心的領航人物。湯普森在這兒工作了三年了。
我一直都想當一名外科醫生。我所擔任的第一任總住院醫師是在腫瘤外科，我的職責之一就是為乳房診所的水平低下的病人服務。我見識了各色女性不同的生活故事，有些患有良性乳腺癌疾病和某些癌癥。有幾位癌癥晚期癥狀很嚴重的患者不來診所，因為她們沒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害怕醫師，害怕疾病或只是認為沒有人可以幫助她們。我很驚訝于自己會如此投入到乳腺疾病的工作中去，而這些經歷也確實實現了我渴望關注乳腺疾病外科治療的愿望。不管在什么情況下，面對怎樣的診斷，來看病的人都顯得焦慮和害怕。我喜歡幫助女性們面對未知的挑戰，為她們提供信息和專業知識讓她們了解到診斷的可能性。我有機會與我的病人建立持久的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關注著她們，不僅僅是在診斷和治療的時候，這是以一種我從未想過的方式來豐富我的人生。
瓦萊麗·L·斯坦圖博博士，丹伯里醫院乳腺外科醫生。在這里工作了四年了。
我選擇乳腺癌專業主要是因為我的母親在37歲時患上這種病，并且在6個月后就去世了。
乳腺癌領域得益于它的成功和治愈率高。你可以在15-20年后再次看到你的病人。當我剛進入這個領域時，我以為這比其他疾病研究有更充足的資金支持。面對乳腺癌，你要處理病人的很多情緒和多變性(比如懷孕或者生育期的年輕患者)，這涉及到小孩和一些特殊的動態，這一切都超出了癌癥本身的問題之外。這方面需要特別注意，這正是我所喜歡的。而我最不喜歡發生的事情就是看到并發癥或者是治療失敗。
我改變了我的研究方向，從乳腺放射腫瘤學研究轉向治愈后的生存和生活方向的研究!我不希望治療失敗，所以我喜歡這個新的研究方向。
醫學博士阿方斯·塔哈，乳腺放射腫瘤科主任，在馬薩諸塞州綜合醫院癌癥中心進行乳腺癌研究項目，也是哈佛醫學院放射腫瘤學教授。他在這個領域工作了21年了。
我進入醫學領域是因為我想從事一項能幫助那些遭受疾病的人們的事業。扮演一個幫助病人徹底改變獲得更好的生命的角色這一使命似乎總是召喚著我。當然這并不困難，因為我一直對科學很擅長。在成為醫生多年后，我的母親因為癌癥去世了。我一直致力于病人的護理，但是深刻的經歷對我做事的方式和我對病人的看法起到了重大影響——不僅僅是治療他們，還要用心的去傾聽他們的想法，理解他們的恐懼，擔憂和焦慮。一旦你親身經歷過這些，那么就會看到這些悲劇式的疾病帶給你和你的家庭的改變。
我最喜歡的工作的一部分是與病人溝通。我們的討論從他們孫輩的話題到當地的體育團隊，我見證著他們以難以置信的勇氣面對這種可怕的疾病。每天看到的病人激勵著我。我可以在我們的關系中扮演一個治療師的角色，但往往是他們塑造了我，教會了我無數人生的經驗。用我經常引用的一句話來說就是“認識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犧牲自己去服務他人。”——這是非常真切的。當然，好的東西總是伴隨著壞事，這就是我工作中最糟糕的部分——當我覺得醫學實踐已經到達極限時會讓我感到挫敗。有時覺得自己不能為病人們提供更好的治療了，沒有什么比那更讓我感到沮喪。
最近我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故事想分享一下。我的一個病人邀請我參加他們的婚禮。這不僅僅是我的榮幸，也反映了我能與病人分享她們生命中里程碑式的經歷。她們在自己人生的低谷時找到了我，因為我治療了她們，所以我能在她們的婚禮上跳舞或是參加她們孩子的畢業派對。這些與病人的連接，讓我能看到她們生活中的起起落落——這是一種福祉。作為一名醫學生，我從未想過自己可以和那些走進我生命中的人建立起這樣充滿意義的關系。很高興她們仍然把我當做生活中的朋友來看待。
薩馬爾·a·帕特爾博士，福克斯蔡斯癌癥中心整形外科手術的腫瘤外科助理臨床教授。他已經在這一領域工作了七年了。
我選擇從事乳腺癌研究治療是因為我在癡迷于疾病生物學時，我的導師對我的引導方向。幾十年后，我們在乳腺癌基礎科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經能轉化為真正使病人收益的實踐方案，這讓我感到很驚訝。乳腺癌對于大多數女性來說不再是死神一樣的存在，至少在美國是如此。然而，要做的還很多。依然有很多女性死于乳腺癌。我們對她們欠下一個能徹底根除這一疾病的承諾。
-卡洛斯·奧特卡博士，美國癌癥研究協會主席和范德比爾特大學乳腺癌項目主任。他已經在這個領域工作了25年左右了。
我第一次參與臨床實踐是在愛爾蘭都柏林時作為一個腫瘤學醫科學生的時候。我面對著病人復雜的情況，病人和她們的家屬在對抗疾病時頑強的力量，腫瘤學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不僅是在醫療管理方面，而是在社會和心理保健的方方面面。我的導師是一位專門從事乳腺癌研究的充滿激情和干勁的醫生，多年前，他曾在美國接受訓練參加工作(在霍普金斯)。他鼓勵我在腫瘤學的道路上去追求我的職業生涯，也鼓勵我在愛爾蘭接受訓練后到美國繼續我感興趣的乳腺癌臨床研究。
我最喜歡自己的工作的一部分是和病人的互動。每當看到她們充滿希望和快樂，我也會有同樣的感受。當她們感到焦慮和不安時，我會盡力安撫和照顧她們。而我最不喜歡的事情是看到一個病人的患病時間早于預期時間，特別是那些處在年輕家庭里的年輕病人。
-羅伊·康諾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綜合癌癥中心醫學腫瘤學副教授。她在過去六年一直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我一直想成為一名醫生，很早以前，當我在羅徹斯特大學醫學院讀書時被培訓去照顧淋巴瘤患者時，我就選擇了醫學腫瘤學。我在醫學院和住處時對女性癌癥問題的興趣不斷增長，這使我在斯隆凱特林癌癥紀念中心成為了一名女性癌癥研究的專家。但是，作為這個治療中心的新成員，我不想參與照顧癌癥康復后的女性，也不想在工作時把自己卷入到性健康和信貸問題當中。正是在那些我職業生涯早期的日子里，我對一個問題的意思越發增強，患者在面對癌癥時，包括診斷初期，輔助治療后，甚至是在以后癌癥回到他們的生活中時，這個問題都存在著。當我們看到治療對病人的性健康，親密行為，和伴侶的關系(或者對單身女性而言，這本來就是種建立關系的障礙)的影響后，感到震驚。我將我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學習和關注這個問題(后來被認定為性健康教育工作者)，然后開了一個診所，來專注于這個對女性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我的診所首先開在普羅維登斯，后來有新開了一個在馬薩諸薩州綜合醫院癌癥中心的位置。
性健康診所的工作一直是一個幫助病人的巨大機會，在這里我們不僅僅討論化療，內分泌治療和癌癥的治療。我一直堅持走這條道路因為作為一名腫瘤學家我幫助婦女和她們的伴侶在癌癥之后重返這個世界的航線，并試著理解生命(或生活)有什么意義。它已經成為了我在腫瘤學領域中一個重要的角色，而性健康和生存給我在臨床和學術方面都帶來了激情。這也是我在醫學腫瘤領域上最意想不到的轉變，不過正如前面所言，這可能也是我能從事醫學腫瘤工作給予病人治療的最大原因。
-醫學博士迪桑，馬薩諸薩州綜合醫院癌癥中心的醫學腫瘤學家和腫瘤學性健康診所主任。
我是一名專門從事治療乳腺癌和軟組織皮膚癌的放射腫瘤學家。13年前我畢業于醫學院的第一個醫生家庭。我的祖母，是驕傲的意大利家族的族長。我喜歡的所有東西幾乎都在醫學院，對許多領域和專業非常著迷，但最終決定選擇急診醫學專業。在我祖母因為轉移性胃癌去世的晚上我開始了自己醫學實習生之旅。
五年后(經過三年的醫學實習和兩年的實踐)，我決定接受額外的培訓成為放射腫瘤學家。急診醫學和放射腫瘤學都是非常有益的工作領域。都涉及到在危機或關鍵時期護理和照顧病人的一個團隊。但我很渴望能在一段較長的時間里照顧我的病人。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動力促使我做出決定，而是很多東西促使著我。這是我做出的最簡單的決定，我并不害怕。相反，那是用希望和知識做出的選擇，對我來說是正確的。
這給了我照顧病人的特權。每一天我都這么說，每當我病人完成治療時我也這么說。我希望把病人接受醫療服務的過程變得輕松，就像我在和那些難以置信的優秀團隊一起工作時所處的環境一樣。每一天，病人都激勵著我們——有時是因為難忘的快樂的時光，有時是因為悲痛的境遇。曾有個病人看著我，直接對我說“我沒時間接受治療”，她說的是剛下來的癌癥診斷，為我拿到了那張紙——沒有人計劃過這樣的事情，也沒有人會想成為癌癥中心的患者。還有一個病人的姐姐，在六周半的時間里每一次放射治療都陪著她，因為她以前也曾有相似的經歷做過化療也輸液。我看見并然在候診室互相安慰，展示治療的成果，告訴對方如何讓自己好起來，并付出難以置信的善舉。在困難時期或聽到悲傷的消息后，我經常走過治療室外的走廊和候診室，觀察這些病人間的互動。
從我轉向到放射腫瘤學領域至今，已經八年了，今天我在我奶奶曾受到照顧的機構實踐。很多事情都變得不同了;病人和家屬的經歷被引起了更廣泛的關注，定義和實現質量措施，科學和技術方面也大有進步。不僅是在這個月，這一整年，我都努力著，讓每個人都可以提高自己在教育，促進護理和籌資方面的意識，知道自己可以做出影響。
-基利恩·薩勒諾博士，放射腫瘤學家腫瘤學和乳腺放射執行助理，在紐約布法羅的羅斯威爾帕克癌癥研究所從事乳腺輻射黑色素瘤和軟組織輻射的研究，薩勒諾已經在醫學領域工作了13年了，在放射腫瘤學工作了八年。
讓我進入乳腺手術領域的動力是真正多學科性質的真理(因為外科、放射腫瘤學家和醫學腫瘤學家在協作成功治療病人這方面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再沒有哪類癌癥手術領域比乳腺癌包含更多學科了(也許直腸癌可以比擬)。此外，因為有很多相關疾病的宣傳，而且患病率高，所以患者都知道，而且會閱讀這方面知識并且提問;我們也很樂于接受這方面的挑戰。另外，因為乳腺癌相對于其他惡性腫瘤，它的存活率很高，所以我們要做重點的研究并推動這一領域不斷向前發展。我最不喜歡的這個工作的一部分是要告訴我的病人她們患了乳腺癌，或者是告訴她們是否開發了轉移性疾病。我最喜歡的是，當病人們知道我做了些什么，真正改變了她們的生活，讓她們過得更好時，她們為此而滿意。
-理查德·布萊希博士，福克斯蔡斯癌癥中心腫瘤外科學系的副教授，獲得過乳腺領袖獎學金。布萊希已經在這個領域工作了11年了。
當我22歲我的父親死于膀胱癌時，我就決定做一名腫瘤學家。在他患病的四年間，我和他一起目睹了許多意大利治療系統的缺陷。外科醫生和腫瘤學家不會以多科學的方式工作，我們從未受過關于選擇和預后方面的教育，對此沒有了解。我記得一段輻射診療師和醫學腫瘤學家之間的對話，他們談論了另外的可以治療我父親的方式以及治療和住院的風險和成本。那是在他死亡前的一個月，他從未給出一個選擇，而我也不知道該問些什么。
我最初在意大利接受腫瘤培訓期間，有幸獲得阿爾貝托·佩萊格里尼博士的指導。他大學醫學腫瘤學項目主任也是著名的乳腺癌專家。我和他一起工作了三年，開始負責一些專門的臨床試驗。這段經歷促使我離開我的國家，去追求腫瘤學的學術生涯。盡管我是名認證的腫瘤學家，但還是要重復我的腫瘤學訓練，我對此并不介意，因為這是最著名的癌癥機構，德克薩斯大學安德森癌癥中心，而且這讓我以后有機會在最大的乳腺醫療腫瘤學部門工作。
我工作中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與病人在一起，幫助她們。我總是試著去理解她們的問題，傾聽她們的憂慮。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個站在父親的房間的參加考試的年輕人，無法發問，但是愿意聽。每一個病人對我來說的是獨特的。最不喜歡的是衛生系統的處理效率，不如我們所設想的那樣便于患者使用。討論為醫療管理明確支付復雜的治療費用是令人沮喪的，無法合理的利用我們的時間，除了那些情況緊急的病人。必須找到一個更好的辦法。
我沒想過一開始我就會和導師如此具體的研究這個領域的問題。當你開始做一個項目時，你可能不會知道所帶來的影響和結果。我的研究側重于認識和治療炎性乳腺癌疾病最激進的形式之一，這現在是我臨川實踐的很大一部分——但這也成為更多東西。就像一個任務，要解開一個謎題。還有別人會擔下這個任務嗎?
-馬西莫·克里斯托弗博士，轉化研究副主任和杰斐遜乳腺保健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博士行醫已有16年左右。
能成為一名醫生和乳腺癌研究員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特權。我喜歡這個領域的工作和我所研究的豐富的知識，新科學技術的開花結果會提供更多的機會去直接幫助人們，帶來更多的影響。在科學發展的前沿，與患者個體的合作，幫助他們做出自己的決策，并以有意義的方式改變他們的生活。通常，患者無法控制他們的身體會發生什么(例如被診斷出有癌癥)。然而在診斷后，他們可以有很多方式來加以控制，當病人和他們的家屬請我在他們的這段旅程中幫助他們時，我感到很榮幸。沒有什么工作比這更好了。
-安東尼奧·C沃爾夫博士，約翰霍普金森大學癌癥中心的腫瘤學家。沃爾夫在這一領域已經工作了大約20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