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讀了一篇短文,讓我感到非常憤怒，以致我在讀完它之前暫停了一下。事實上,它的標題——《“暫停”在傷害你的孩子》——讓我口吐白沫。然后我讀了摘錄了一段話:

在一個腦部掃描中,關系引起的疼痛——在懲罰過程中的孤立引起的——可以把它看做一種身體虐待。獨自一人待在一個角落里，確定這是對你孩子最好的地方?

等等。什么?!這是為什么沒有人把嬰兒放在在角落里吧?

我對這樣夸大其詞的文章沒有好感,其使用神經科學影響更好的父母(或促進育兒書籍)。證據表明,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父母的焦慮增加了，因為兒童的角色逐漸從勞動者和家庭收入來源轉變為家庭最脆弱和寶貴的成員。盡管作者出于善意,但是這類文章只會增長焦慮。他們告訴已經焦急的父母,孩子的大腦是如此脆弱，一個家長的錯誤可以注定他們的孩子的生活情感動蕩,自尊心低，動蕩的關系,和一些令人衰弱的上癮,阻止他們能夠持有一份工作。(顯然,夸張不僅引起更多的焦慮，還變得更夸張。)

有趣的是,作者的聲明說，關于關系痛苦和身體虐待的內容不會出現書中，《不要戲劇紀律》,他們的文章推廣的理念。但這就是這本書說的:

事實上,腦成像研究表明,身體疼痛的經驗和關系痛苦的經驗,像拒絕,有著非常相似的大腦活動的位置。

身體疼痛嗎?身體虐待發生了什么?

有證據的“神經報警系統”中的社會疼痛的電路(研究文獻對它的稱呼)和身體疼痛有重疊。在大腦中,痛苦是痛苦。這意味著相同的大腦的一部分(前扣帶回皮層、通道)會有反應，不論我腳趾斷了還是有人評價我的衣服(社會疼痛的一種形式)。所以在功能磁共振成像圖像中，社會疼痛和身體疼痛一樣。那又怎樣?這對父母來說意味著什么呢?作者似乎暗示,讓我的孩子暫停一樣造成她身體虐待。但這并不是他們的書。這并不是我所發現的研究。當然,他們有資格的聲明稱,“關系痛苦……可以看作跟身體虐待(重點添加)一樣,“這意味著它并不總是看起來是一樣的。但是如果一個人已經擔心養育他們的孩子,怎么可能去注意一個限定符?父母重新閱讀這話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和一些焦慮的能力不同的父母打過交道(首先作為一個醫生,然后作為學校校長)，當我閱讀《時代》上的文章時，我幾乎可以聽到他們的問題:如果你告訴我,讓我的孩子暫停手上的事情會傷害她的大腦，那當我把她送到學校或者日托，她哭了，會發生什么事情?我傷害她的大腦呢?因為她認為我拒絕她而大腦永久地改變嗎?文章指出,大腦是適應性強,但這聽起來像是如果重復做就會產生長久的變化。但“重復”是什么意思?一天一次一天幾次拒絕這樣的嗎?這是一周一次會這樣嗎?她大聲抱怨和喊叫時我讓她暫停反而會比她獨自在房間中大喊大叫對她的刺激還要大嗎?她的大腦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如果我一直使用暫停五年了呢?我破壞她的大腦，讓她過著傷痕累累的生活嗎?

遺憾的是,這本書并沒有回答這些問題。(然而，平心而論,我應該注意到,我喜歡這本書。這是有益的和合理的,不夸張,不像這篇文章通過恐嚇父母而讓他們買下。但是它沒有引用參考文獻,有一點點討厭。)

我們需要記住,雖然神經科學是迷人的,它仍然是一個相對較新的領域,它沒有所有的答案。和那些與世界其他國家分享研究成果有責任謹慎行事以免誤傳或煽動不必要的焦慮,尤其是在一個焦慮的人群中。我發現有不負責任的時候,例如醫生謝爾法莉·特莎巴莉在她2012年TEDx演講中的引用了它。在演講5分24秒時

特莎巴莉醫生建議,

在每一個看似普通與孩子們分享的時刻，父母持有“不容置疑的力量”。然后她告訴我們的不僅僅是她的意見，也是“真正的科學”,表明我們與我們的孩子的關系如何影響他們的大腦。真正的科學看起來像這樣:

特莎巴莉醫生繼續解釋大腦尺寸的區別:

它們的不同在于他們和母親的關系的好壞。右邊遭受虐待和忽視，而左邊的有著很好的關系。右邊大腦的人更有可能成為一個與毒品、犯罪、降低智商有關的人,最可悲的是,移情能力和人際關系的減弱。

為什么總是母親的錯?

毫無疑問,極端忽視將影響大腦發展,但最關鍵的詞是“極端。”這幅照片被拍攝在這項研究中,我們不知道確切的右邊的孩子的經驗,但我們確實知道一些參與者”從字面上是第一年是養在籠子里和黑屋子里的”(第五頁。大多數父母不用籠子撫養孩子。事實上,我的猜測是,那些閱讀育兒書籍,參加育兒TEDx演講,甚至讀《赫芬頓郵報》上的育兒文章一般不是極度忽略孩子的父母。但特莎巴莉醫生說這話的時候仿佛他們會有這個可能性。

看,我并不是說我們把嬰兒放在角落里,保留我們對孩子的愛,或者沒有意識到我們正處于與他們的關系中。這將是荒謬的。我建議的是,嚇唬家長成為更好的父母(或購買育兒書籍)使用神經科學不是要走的路。事實上,它可能會產生更多的焦慮,坑內會影響我們的教育決策和讓我們享受我們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時光，已經自己的育兒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