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劇演員羅賓·威廉姆斯去世后，我們不禁要問一個能得到世界上最好的幫助的人怎么就找不到自己需要的。波士頓環球報專欄作家凱文·卡倫指出，對于威廉姆斯來說，錢不是獲得最好的治療的障礙。那么是什么判定普通人得到他們想要的幫助。卡倫寫道：“得到心理健康治療正變得越來越難，也越來越貴。”

對于我國的一組選定的青年來說，《平價醫療法案》是個好消息。一個最近的研究表明，更多的年輕人正在得到心理健康治療藥物需求，幸虧有了新的變化，他們一直到26歲都能得到父母的保險。這是個很棒的進步。但是有些青少年沒什么資源，他們的父母沒有保險，他們該怎么應付自己的心理健康需求?精神衛生經費的削減這些年輕人更不可能得到心理健康治療，而他們也正是需要這些的人。

當我們沒法治療童年的創傷，我們之后會為之付出代價，會引發悲劇性的心理疾病和重大的健康問題，對下一代帶來童年的創傷。

近期的一份全國兒童健康調查的分析發現，差不多一半的美國兒童經歷過“不良兒童經歷”，濫用藥物、暴力、和家庭精神疾病是最常見的創傷。作為青少年，那些經歷了各種創傷的孩子更可能在學業方面有問題，并且更容易與人爭吵和欺辱人。對于成年人來說，他們患很多疾病(酗酒，抑郁，吸毒，自殺未遂，吸煙，體質差，心臟疾病，癌癥，慢性肺病和肝病等)的風險要更高一些。他們的孩子也經歷著這些，就這樣一代代的都是如此。

打破這種循環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為家庭投資。我們要讓家庭更多地得到心理健康治療和濫用藥物治療，勸告家長和孩子，幫助他們建立健康的關系，關注那些正在掙扎的孩子們，在他們篩查，轉診和干預前解決問題。而像其他的慢性疾病、心理健康問題不僅需要危機治療，還需要費盡心思的照料人們保持健康。

這就是以社區為基礎的心理健康服務提供者們需要介入的地方，他們冒著公眾的風險，主要為低收入者提供服務。以社區為基礎的治療是人性化的、有效的，比起制度化成本更低，是那些不能支付健康治療費用的人的生命線。

但是在2009年和2012年之間，國家已經按預計的43.5億美元大幅削減精神衛生經費，依賴于以社區為基礎醫療體系的人數甚至上升了100萬人。醫療報銷比例使得很多這些醫療服務提供者們不得不關門。青少年行為健康障礙每年就花費了美國2500億美元，但是他們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可以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服務。少數民族的孩子、沒有保險的孩子以及那些父母自己都在為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而掙扎的孩子更不可能得到治療。

削減那些經常被污名化和沒有話語權的人的服務支出，在政治上可能是無關緊要的，但是我們都將分攤更長的住院時間、更多的急診室、監禁和額外的醫療服務的開銷。最糟糕的是人的損失，那些本該多產、充實和快樂的人卻在被傷害，生命甚至更短暫。心理健康問題可能是讓人孤立無援的，甚至于對一些可以支付最好的治療的人來說也是如此。昂貴心理健康治療給那些本就在痛苦的邊緣掙扎的人增加了額外的甚至是難以逾越的障礙。從威廉姆斯的悲劇中，我們應該明白每個人都可能生病，每個人都該得到幫助。